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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全球疫情升级带来的外部风险

  目前,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开始逐步显现,全球制造业边际弱企稳进程中断。中国2月份的制造业PMI指数下跌至35.7,非制造业PMI指数下跌至29.6,同比分别下降27%和45%,创下自统计以来的最低值。当前制造业PMI下行以短期因素为主,疫情过后的反弹概率较大。从新增确诊数量和治愈数量来看,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国内生产开始有序恢复,全国范围内复工率达到90%左右,整体趋势向好。但疫情在国外扩散情况开始加重,一方面是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等发达经济体的新增感染人数加速上升。另一方面,各国应对疫情能力呈现差异化。各国普遍缺乏中国政府封城、停产等以牺牲一定经济增长换取社会稳定的雷霆手段,同时不具备我国在政治制度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WHO公开表示疫情已成为全球大流行病。部分国家政府无力控制人口流动给疫情传播已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带来更大风险。全球疫情已然升级,我国需要加大对外部疫情输入的防控,警惕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的风险给我国经济带来多重冲击。

  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较大

  金融市场风险上升

  从全球传染病的历史来看,21世纪全球爆发的三次大流行病分别是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H1N1流感和2014年的埃博拉。据测算,三次流行病给全球带来的经济损失平均在500亿美元左右,拖累当年世界GDP增长大约0.1%。但此次疫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相较前三次疫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中国是感染的重灾区,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由2003年的4%上升至2019年的16%,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30%,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显著高于之前的疫情,为世界经济带来了较大不确定性。同时,之前三次的疫情暴发仅集中在局部地区,没有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大扩散。但此次疫情开始呈现向世界范围扩散的趋势。受疫情影响,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疫情冲击叠加OPEC+会议谈判失败,原油期货下跌将近50%。各国的股市波动增大,道琼斯指数波动率增幅超过200%。国际黄金、白银价格保持平稳微降,反映出全球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较重。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剧烈,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出现违约,或有爆发全面金融危机的风险,需密切关注全球的疫情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需求端受阻

  外需或不及预期

  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31.5万亿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7.2万亿元,同比增长5%。2020年1、2月由于全国多数企业都处于停工状态,出口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2月末继续回落1.6%,其中韩国、欧洲、美东、美西等航线的回落幅度相对较大。首先从出口分项上看,货物出口受各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状况影响较大。2月份全球PMI指数为47.4,降幅明显。制造业景气指数下行带动货物出口不确定性上升。服务贸易方面受疫情影响显著,1月份的服务出口同比下降27%。随着旅游、交通等服务业的疲软,以及全球范围内人口流动的管制,2月份回落幅度更大。2016年至2018年旅游出口金额平均在410亿美元左右,按照平均值推算,2020年在旅游出口上的损失将在100亿到200亿美元左右。从出口国家来看,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韩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占我国出口总量的11%左右。从出口产品结构上看,我国对外出口主要以机电设备、纺织原料与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三项为主。对日本、韩国的出口占比较高的是纺织原料、纺织制品、化工原料和食品饮料。疫情全球范围内的升级可能会导致国外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停工停产,同时悲观预期下的投资下降导致机电设备的需求推迟。纺织品和食品饮料方面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除此之外,美国作为我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占到出口总量的19%,其疫情发展情况是我国外需的重要变量。美国方面的疫情目前不明朗,隐患较大。美国经济以消费作为主导,家庭消费占到GDP的70%左右,新冠疫情带来的消费停摆对经济冲击较大。

  产业链外移风险下降

  断供风险上升

  当前疫情在全球升级的进程中,需密切关注各国的防控力度以及企业停产停工情况。由于医疗资源的稀缺,口罩产能不足导致部分国家可能存在停产停工的现象。目前韩国、欧盟等经济体已全面限制口罩的出口,反映了国内的口罩供给不足。未来疫情如果进一步升级,部分国家由于防控措施不到位、检测措施难以落实而导致工业生产可能进入被迫关停阶段。目前从外贸企业的数据上看,海外的疫情与锁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外贸。长三角、珠三角复工率达到90%以上,但由于生产订单较少,开工率只有30%左右。因此我们判断,我国目前产业链外移风险下降,断供风险上升。根据疫情严重的日本和韩国地区的贸易结构,韩国在储存芯片市场占有主导地位,核心零部件细分领域的市占率超过72.7%;日本在半导体制备原材料领域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其中硅晶圆在全球市场占到57%,光刻胶占比达到72%。除此之外,日韩在智能手机面板全球销售额占比达到51.8%,尤其是韩国三星在智能手机面板领域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短期内较难产生替代。我国下游的半导体行业、消费电子行业均面临着一定的供给冲击。除高新技术行业之外,传统行业如汽车制造当中的金属、橡胶化工、机电设备等项目也与日韩主导的原材料和中间品有关。我国从日本进口的机电产品占到全部自日本进口产品的43%,向韩国进口的机电产品占到所有自韩国进口商品的54%,机电设备对日韩的依存度相对较高。需要警惕日韩疫情升级对我国产业链的冲击。可以考虑加大相关产业的扶持力度,培育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主体。

  各国应对能力差异大

  经济政策普遍加码

  从目前公布的情况来看,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差异较大。尤其是部分国家囿于民意的抵抗以及不能承受经济停滞带来的损失,无法下达停工抗疫的行政管制命令,只能实行宵禁、禁止集会等较为缓和的抗疫手段,工业生产仍需正常进行。境外目前只有意大利、比利时开始封锁部分区域的城市,防止病毒的大面积传播。同时,医疗资源的短缺不利于疫情的确认工作。包括美国在内各国的检测试剂盒短缺已经给确诊病例带来困难。在经济政策应对上,各国普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在经济的需求端发力。通过扩大政府赤字,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维护经济稳定。从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来看,日本分两批动用7700亿日元的储备资金应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以及提供紧急贷款与担保额度;韩国议会通过价值11.7万亿韩元的追加预算,升级防疫体系、盘活地方经济、填补税收缺口;意大利推出了共250亿欧元的措施来稳定经济,包括为收入下降25%的公司提供税收抵免以及为医疗服务提供额外资金。美联储紧急降息至零,推出7000亿美元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全球衰退信号。澳大利亚央行下调利率0.25%至0.5%,实际利率为负,并启动88亿元的逆回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通过各国普遍的扩大赤字的财政政策与降息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疫情带给全球经济深度影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但从管控和政策的力度来看,当前各国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尤其在控制人口流动、避免人口集会以及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增强配套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较差。政策加码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和个人的流动性压力,但对医疗条件的整体改善做的不够到位。从中国的抗疫经验来看,世界疫情未来扩张的风险仍相对较高,疫苗的研发进程成为关键变量。

  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

  内部供需两侧齐发力

  IMF于2月末下调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5.6%,全球经济增长不及2019年2.9%的水平。但以目前疫情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要实现全年5.6%GDP增速会有难度,外贸贡献有可能由正变负,全球经济已进入衰退。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需求端直接影响较大,供应链方面间接影响逐渐开始浮现。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应当供给和需求两手抓。在需求方面,外需在短期内的疲弱已成定势,疫情后有回调的可能。但受疫情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过后的协调成本以及签订合同时滞的影响,外部风险相对较大,因此需要在内需方向上加大力度。在供给方面,需要着力补足我国在供应链上的短板。在短期内可以降低对外部的依赖。在长期也有助于促进我国继续巩固我国完整产业链的地位,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消费领域,一方面,可以大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例如推行无人零售、无人超市、无接触配送等新零售的模式,增加对消费的修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的年龄层,探索建立限时限量的专项消费券。之前澳门与杭州在相关领域有过初步的探索。具体实施来说,可以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困难家庭、下岗员工发放满足生活必须的消费券。修复消费进程的同时可以助力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贫困人口的国家发展战略。

  在投资领域,政府需要尽快解决工业企业的全产业链复工问题。目前产业链复工率大概在90%左右的水平,中小企业的复工水平较为落后。工业生产要达到正常水平需要全产业链复工,避免出现原材料供给与产成品需求错配的现象。当前的工业企业生产部分出现复工率高,开工率低的现象。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4.5%,但人员到岗率、复产率仅有60%左右的水平。外贸企业存在对外需求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国内产业链,解决一部分内需。在基建投资领域,发挥好“新基建”稳增长的重要作用,用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在“新基建”推行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基建的投向,兼顾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统筹基建增长和城市治理之间的互动,例如在推行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城市的交通容量;在解决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兼顾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避免大面积的刺激政策带来经济结构性的失调,留下“滞胀”的后遗症。

  在供给侧,国有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来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通过进一步落实市场化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针对中小企业,政府应把责任压实,摸排工作落实到辖区内每一个具体行业,了解每一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针对施策解决。同时通过落实减税降费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活力。探索在一定时期内减免住房公积金、补贴一定时期内的租赁税等政策,确保措施能落实到具体的企业。

  在金融领域,货币政策方面坚持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相结合,以结构性政策为主,兼顾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精准发力。重点关注对疫情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餐饮、交通运输企业,摸排这些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资金压力状况,以结构性工具缓解流动性方面的问题。在下达金融机构考核任务时需兼顾数量指标与结构指标。除货币政策外,金融领域的开放或可成为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一大手段。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与美国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相比高170bp以上,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前资金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避险资产,美国国内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我国可以合理利用外资增加国内的资金存量,助力疫情后经济的恢复。

  (谭小芬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王睿贤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批准号71850005)资助。)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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